我的童年与矿石收音机（十六）
作者：江苏徐州 孟宪达
大约在1977年的九、十月份，我的朋友杨德才（在徐州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宏光练油厂工作）有幸入选徐州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而进驻到徐州市第十八中学（徐州一中二部）。他推荐我来到该校的校办工厂（对外名称是徐州电子器材厂）任技术员、“客串”代课老师（任课老师有事不来时我去代课）给学生讲物理中的电学课，顺便维护学校的广播设备。
这个学校的校办工厂主要是为徐州电子仪器厂加工生产各种电子仪器用的电源变压器，同时生产自己的产品“可控硅充放电机”和铁件电镀。“可控硅充放电机”是校办工厂从武汉空军的下属工厂引进的，属半波整流式充放电机，它的卖点是既能充电又能放电。我当时研究了电路后认为，半波充电效率不高，应改为全波为好，放电功能是个噱头，没有实际意义。
我在这个校办工厂时，有些时间出差对客户提供售后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一些客户的要求，他们普遍反映充电效率低，另外由于没有隔离火地线，操作时有点害怕触电，还有放电操作这个功能几乎不使用。
针对客户的反映，我每次出差回来都会向工厂负责人崔老师进行口头汇报。汇报时，我也针对客户的反映，提出了相应地改进措施，但一直没有得到积极地回应。这让我很失望。
在这个厂我研制了汽车转弯播报器，因语音播报在当时没有理想的芯片，而无法投入生产。
大约在1978年的九、十月份，有两位“不速之客”来到了校办工厂。他们是徐州电业局医院的，一位姓孙，一位姓武（后来得知他是从民政局医院调过去的，名叫武超）。他们来到校办工厂的目的，是想在这里生产一台磁疗设备。他们没有带来图纸，而是要凭一个传说来“凭空”的造出来。这是个什么传说呢？他们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时，带来了一台磁疗仪，赠送给中国，据说是使用效果还不错。就凭着这么个传说，他们两个人就想给造出来，哈哈，这两个人的想像力还是蛮充实的呀。他们在徐州市内找了好多人和工厂，没有人想助他们这个一臂之力，来实现这个传说变现实的梦想。
据说，他们是通过别人介绍来到了十八中校办工厂。他们和校办工厂领导崔老师见了面，讲了他们的想法。崔老师把我叫去，他们讲了具体的要求，并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说，过两天考虑好后再说吧。
送走了这两位后，我开始构思整个电路。由于没有现成的可参考电路和实物，所以这个构思过程太痛苦。
刚开始构思电路时，我想用“或门”、“非门”或“与门”等类似的门电路来触发可控硅，后来一想，这类集成电路不易搞，用分类元件组装太麻烦。最后定下用“单稳态电路”和“双稳态电路”来控制可控硅触发，不使用双基极二极管来触发可控硅。为什么要用可控硅呢？这是因为可控硅可通过较大的电流且好控制。
至于终端治疗磁场的产生，我使用了C型变压器的铁芯，在这上面绕上线圈，就可以基本上达到治疗磁场的产生和控制。试验中，我用高斯计测出半成品中的磁场强度也比较高。
经过各分电路初步试验后，再整机电路搭桥试验后的结果也较理想。于是，我与校办工厂的崔老师和那两位梦想家又见了面，确定了再改进的细节及其它问题，并将这台磁疗设备设计成磁疗椅。在我列出了主要的元器件采购清单后，我将和那两位梦想家择期赴上海去采购。
我们来到了上海五交化公司在福州路或福建路或淮海路（具体路名忘记了）一个比较大的团体采购商店（不零售），经过两天的时间，采购齐了列出的全部元器件。采购过程中，那位老孙和他们一来二去熟悉了，第二次去时，老孙还给那些营业员带去了徐州特产。在第二次去时，我还和上次去时认识的那个营业员女孩子约定，回徐州后给她寄徐州的红皮花生米。之后，我们之间还有过两、三次的书面通信。
在1980年九月底我去福建邵武时，还专程在上海下了车，去她工作的商店去看望她。她见到我，表情是既惊奇又开心。她问我，你又到上海来买什么的。我说，我不买东西，我要去福建邵武那个地方讲课，想起在上海还有你这个熟人，专门下了车来看你。她问我住下了吗，我说没有，她就介绍我去她家附近的旅馆去住，并告诉我路线及如何转车。
下午约五点多时，她来到了我住的旅馆。她告诉我，她的父母想见我，并在她家吃饭。我一听可高兴了，晚饭不用我掏钱了。可转念一想，那不行，去她家得买点礼品吧。她说不用买了，没关系的。到她家后，她母亲在做饭，她父亲面部近乎没有表情的和我说话，象审贼一样，问我姓名，属相，什么学校毕业，做什么工作，老家是徐州的吗，父母情况，兄弟姐妹情况等等的问题。弄得我神情紧张，这哪象请吃饭，分明是“鸿门宴”。弄得我整顿饭的时间心里不高兴。
菜上齐后，她父亲居然和我喝了一点酒。这期间说了一些话，我也忘了。只记得他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如，我和她女儿不要吵嘴，要懂得关心人。我想，我没和你女儿吵过嘴呀。我当时想，哦，他父亲是不是喝多了，就胡言乱语起来了。她母亲比较热情，还问我能吃惯上海饭吗，还给我夹过菜。但那个女孩子一直不说话，也不抬头，自顾自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菜和饭。
吃完晚饭后，那个女孩子送我到旅馆，我俩一路上有来有往地说着话。到了旅馆门口，互道再见。我俩从此再没见过面，不知她现在可安好。
从福建邵武回到徐州后，回忆起这事，才回过味来。但我没有勇气给她回个信，因为我那时没有正式的工作，连个正式的临时工也没有，到处飘泊谋生，而她却有正式的工作。我不能让我成为上海女婿，也更不能让她嫁给我，跟着我受苦受难。
经过我一个人三个多月时间的奋战，通过数次电路磨合，这台“凭空想”而变为现实的磁疗椅面世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和完善，这台磁疗椅终于送到了徐州电业局医院。
后来听那位姓武的说，这台磁疗椅后来还获得了华东电管局的科技三等奖。不过，这事已经和我无关了，奖不奖得对我无所谓了。
大约在1979年的年初，校办工厂经人介绍新调来一个姓秦的。他是从鼓楼区的一家电子元件厂调来的。大约半年后直觉告诉我，我在这个校办工厂的使命快要终结了，也可以说我快要毕业了，我无法在这个厂转正了。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直觉呢？一是因为学校的一个老师被上级外调，上级外调的人来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当时崔老师也在场。我没有按他们的谈话方向走，也就是俗话说的不配合他们，从而惹恼了他们。二是那个姓秦推出的一个新产品，这个新产品崔老师也感兴趣，但我是极力反对的。三是我想把磁疗椅通过优化电路，把它做成台式的，这样可以进入很多的医院，成为校办工厂以后的拳头产品。但崔老师嫌周期长，不一定好销售。但我与第二件事一样，对这一件事，我也很比较的坚持我的想法。由于这三件事加在一起，这让崔老师很不高兴。在他的认知中，我一个临时工太有正式工的感觉了，有点犯上了，不好驾驭了。
按我当初进入这个校办工厂时的口头约定，校办工厂在我进厂一年后，应通过向劳动局要指标，给我在这个校办工厂转正。这个约定为什么我会相信呢？那时因为崔老师当时当着朱主任的面告诉我的，已经由学校的朱广卫老师（负责后勤的主任），给他父亲讲过了，他父亲已同意报上来就给办（朱的父亲在劳动局工作，具体职务不清楚）。
那个姓秦的调到校办工厂后，办了一件惊天大事。是什么大事呢？他为了显示他比别人有能力，他还是有一把刷子的，他就想在这儿来个一炮打红证明他。他用各种美言游说崔老师。他说，现在的趋势是组合家庭音响，就是能收音，也能放唱片的那种落地音箱。他这个说法没有大错，但收音部分采用电子管收音机那一套，这就错了。我说，老秦只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我一样。学校千万不要在这个产品上太投入。但崔老师他只是个语文教师，又不懂电子技术，所以，终于被姓秦的花言巧语给打动了。
我告诉崔老师，用电子管做的机器功耗大，浪费电，费用高，元器件不好采购等问题。它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采用晶体管的收音电路及放大电路的。我还说，生产这玩意儿，需要一些专业检测设备和厂房改造，要有数据说话，不是凭主观听觉来的。另外，生产工艺及生产流程上也是很麻烦的。总之一句话，很多的东西和知识，以及一个工厂的产品，不是他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用业余方法能搞好的。但崔老师就是听不进去。我还说，他这样干会把工厂给搞垮的。我还说，我们这个厂要有个主业，要集中精力不能乱搞，给电子仪器厂搞好关系，做好配套工作，那才是个吃饭的饭碗子。它不垮，咱一直有饭吃。
后来，那个姓秦的搞出了一台样机。面对样机，崔老师洋洋得意地对我说，小孟，你看还行吧。我没说奉承话，心想，就样机这模样，连我这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都看不上眼，这离进入市场还要差十万八千里呢，你崔老师见过几台象样的收音机。
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崔老师正有意或无意，或无意识地觉得，你孟宪达一个临时工，太不安分守己了，竟然还想指挥我，让我听你的，有点不自量力了。崔老师后来有一次给我说，一块石头从西马拉雅山上下来，有棱有角，滚到南京就变成雨花石了，成没棱没角的鹅卵石了。他还说，哪个单位哪个人，谁不都想过素静的日子吗。他的言下之意，我是个有棱角的人，是个麻烦制造者了，不是个听话的人了。所以，他不想让我在这个厂转正了。如果真的给我转正后，我就是个制造臭味的屁眼，想割也割不掉了。
既然关系成这样子了，有了这么大的分岐，我也感到崔老师关于生产和技术上的事，也很少和我交流了。和电子仪器厂技术上的对接频次，也不象以前那么多了。我的工作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这些情况，就是明显地开始把我边缘化了，想逼我自己离开这个地方。我从崔老师以前夸的那种知识面广的人，变成了不能发热的废土了。
我想，既然这样，那我就趁早离开吧。于是，在1979年快接近年底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公布猪肉价格提价后的当月，我提出要离开这里，崔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听说我要离开后，校办工厂的女会计褚老师，私下劝我还是和崔老师服个软吧，争取在这转正。你不就是个工人吗，拿工资吃饭，何必呢。褚老师还是比较欣赏我的，认为我给这个工厂带来了希望。她担心我离开后，这个厂会走下坡路。不得不说，很多情况下女人的直觉会告诉人们，这个直觉有些还真是很对的。
果不其然，在我离开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厂的主业，给徐州电子仪器厂配套生产的变压器，时常遭遇返工或退货。我有一次见到这个厂的检验科的科长李杰春，他说他们准备调整配套厂了。我还听说，那个姓秦的也在弄了一腚屎的情况下，又调离了这个校办工厂。我后来还听说，这个厂的工人被重新分配到其它校办厂去了。我当时就想，崔老师此刻一定会想起我这个有棱有角的人。因为我搞的磁疗椅，曾在徐州教育局召开的近百个校办工厂负责人参加会议上，被教育局领导在会上表扬（他亲口告诉我的），给他和学校带来了荣誉。但为时晚矣，此时我已被正式分配到了徐州表牌厂（1980年底）。
我就是这么一个犯贱的人，一个身为奴隶的人，为什么要为奴隶主的一日三餐操心呢？
徐州孟宪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