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与矿石收音机（八）
作者：江苏徐州 孟宪达
在本文中，我将讲述我在这个整个的政治启蒙运动中，在徐州市从开始到结束（结束，是我自己的结论）的这段时间内，利用我热爱的无线电技能，对这个运动作出的微薄贡献。
在整个的1967年间，我除了在彭城路宽段狗不理包子铺的广播站“工作”外，还参与了位于淮海东路路北手管局（后更名为二轻局，淮海东路与彭城路宽段交叉口）大楼的广播站的维护，位于淮海东路徐州卫戌区对面的新华书店（淮海东路与民主路交叉口的淮海东路的路北）广播站的维护。
在整个的1968年间，我几乎没有参与各种任何广播站的架设与维护。这期间给别人装了三、四台晶体管（含超外差式）收音机。我这时成为了“逍遥派”。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乱看书（不管什么内容的书，有书就看）、夏天去我家附近的人民公园（现为快哉亭公园）下象棋（在这儿还学了下盲棋，也下得不错，十五、六岁时的脑子真好使）、几乎天天去二院（徐医附院）打针（左腿神经传导有点问题，药名叫加兰他敏），其它时间去各造反组织总部去“坐客”，或到位于徐州工人文化宫大门北侧的原售票处的“徐州红工总资料交换室”帮忙接收和发放资料。
在整个的1969年间，这期间给别人装了不少于十台晶体管（含超外差式）收音机。此外我几乎也都是处在“乱看书”的状态。因为在这一年的4月1日，召开了“九大”。毛主席在“九大”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指示。我个人认为，这就等于宣告了这场政治启蒙运动的结束。
在1970年的一月上旬末的一天的一大早，我刚吃完早饭。彭城派出所来了一个人，不说理由，只说，“跟我去所里一趟”，就这样把我带到了彭城派出所。在彭城派出所里，把我关进了一个小黑屋，也不让我吃中午饭和晚上饭。
在当天晚上八点多钟，我被两个军人用吉普车从彭城派出所带走。吉普车开到了位于徐州四中西隔壁的教堂，然后就把我关到了教堂内的主教堂房子西侧后院的地下室里。
我被关进去时是隆冬腊月，被放出来时已是五月花枝招展了。在这几个月内，没有任何人问过我一句话，一直就这么关着我。
我为什么会被军人关进这个教堂的地下室呢？我当时也是一头雾水。事后回忆，极有可能是在1970年的一月上旬（元旦或刚过元旦），我在淮海东路与淮海西路交叉口的东北角一处宣传栏前，与军人和几个市民辩论王效禹时，被一个军人带到了沿中山北路向北有五十多米处向东拐的一条小巷子，在巷子的中间地段有个徐州交警队的地方。在那里，军人留下了我的家庭地址，然后通过彭城派出所找到了我，才把我关了进去。
在1973年后的“反潮流”运动兴起时，我遇到了1968年“31徐革会”时的徐革会常委，徐州物资局的顾炳华。他希望我加入“反潮流”队伍，我欣然同意加入。从此，我们两人又成为了新形势下的“反潮流”战友。
在1974年的春末夏初时，顾炳华告诉我，他在位于彭城路宽段和准海东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处的留芳照相馆（可能是这个名称吧）的二楼，设了个“反潮流”广播站，让我去管理维护。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顾炳华设立的广播站几乎都是我架设或维护的。
这个广播站断断续续地广播了至少有半年以上吧，这个广播站大概在1975年的三月初被公安和军队来人强行关闭了。
至此，我在那场政治启蒙运动中的广播站的架设和维护的光荣工作已告结束，我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使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