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苏徐州 孟宪达
不知不觉中，时光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在徐州中山北路市立一院斜对面（路北），有一家周氏兄弟开的收音机修理店，修理的主力是这兄弟俩的大爷。后来要修的收音机太多了，他大爷修不过来，我因为和这兄弟俩的大爷很熟悉，他就介绍我给这兄弟俩帮忙修。修一台的工价是八角、一元至一元五角。断断续续修了有好几年，到1986年我结婚时，加上我的部分工资，共攒下了将近一千元。结婚前我曾说我要用这钱陪我老婆去桂林或九华山（去这两地是她的愿望），老婆现在去过九华山了，所以，陪我老婆去桂林这个愿望，我在最近这几年中一定要实现。当初许诺的去桂林，直到现在也没实现，我成了个十足的骗子。原因是大部分钱都用在置办结婚上及婚后独立生活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我联合几位朋友开办了无线电技能培训班及函授班，同时承接了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技术自修班”徐州辅导站的线下辅导。由此引起了一些分不到蛋糕人的不开心，他们于是就四处举报（那时还没有举报这个词，叫群众来信或反映），经过近年把的不懈努力，最后终于通过教育局领导的关系，把举报送到了主管教育的市委及市政府分管领导那里，有几位冒号还做了批示，最后由副市长萧树平也批示了并主办此事（我是事后才得知这些情况的）。
有一天早上八点刚过，有三个徐州市检察院的人开车到我家，把我带到了位于青年路公安局西隔壁的徐州市检察院。
车开到检察院，我被带到了四楼还是五楼我忘记了。在一间办公室里，一个小伙子问了将近一上午，还做了记录，但没让我看和签字。问的主要内容是，几个人参与办的培训班，我说就我一个人，另几个人是批改作业的。他说，你确认是你一人？我说对。他问，那几个人怎么认识的，我说是在无线电商店认识的。他又问，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只知道姓，不知名。他又问，在哪工作，我说不知道。他又问，怎么联系的。我说，是上我家里来找我。对他问的几乎所有的问题，我几乎是全往我身上揽，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罪。
快到中午了，有位姓孙的（他们这样叫他老孙）的人，给我钱让我去路对面的青年路烩面馆吃了一碗面。然后一下午也没人再问一问我的事，我就在那办公室里，直坐到他们下班也没人管我。
晚上快到九点了，来了两个人，陪同的人介绍说，这位是徐州市检察院的检察长许瀛山，负责你的案子。许瀛山问了我一些问题（基本上还是上午问的内容），然后就走了。陪同的人对我说，你的案子是市领导交给他办的。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我开车把你送回家吧。
函授班中的一些学员通过我买三十多台十七寸黑白电视机，我把钱存在银行帐号里，准备在近期汇到商家去。没想到两三天后去汇款时，银行告诉我钱被市里的部门划走没收了。问是哪个部门给划走的，银行也不告诉我。
钱被划走后，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买家。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些买家给徐州市的一些部门写信投诉（那时称做群众来信或反映）。导致徐州市公安局找我，问我什么情况。连徐州市政府信息科也找我问什么情况。还有徐州日报社也找我了解情况。对于他们的询问，我都如实的讲了实际情况。他们听了我的情况介绍后，然后就没有然后、然后了。
我后来遇见了徐州市工商局的一位熟人，闲聊中她说，原来俺局里接办的第一号查办的案，就是你的事呀。当我把事情说她听后，她也满脸的诧异，问我，大哥，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吧，不然不会是市领导直接批示我们立案的。我又问，那钱也是你们扣的吧。她说是的，划走的当天就转到了市财政局。
我做的这些事又没犯法，凭什么这样对待我，所以，对这事我就一直窝着火。我后来通过多方打听，知道了副市长萧树平家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位徐州市人大领导家的电话号码。据说这位人大领导对我的批示，言语比较客气，我想还是别打扰他了。我然后就隔三差五地用公用电话给萧树平家打电话，要么说些“外语性鸟语”，满口的伊里哇啦，要么就是在电话接通后，我不讲话只听他家人“喂喂”的问，或电话接通后几秒钟我就挂断。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
徐州孟宪达
